讨厌加时赛和点球大战？有一个人正致力于用新方案取而代之

蒂姆·法雷尔是一位看似 unlikely的足球变革者。56岁的他，一生都怀揣着对这项运动的满腔热爱。然而，在足球这个领域，要推动任何重大改变，对他而言可谓困难重重。 首先，他出生并成长于澳大利亚，距离国际足联总部——位于瑞士苏黎世——几乎再远不过了。法雷尔支持的是纽卡斯尔队——不是英超的纽卡斯尔联队，而是澳超联赛的纽卡斯尔喷气机队，这支俱乐部就坐落在距悉尼约两小时车程的他的家乡。他从未从事过职业体育，也未曾涉足足球行业，而是一直在视频与多媒体制作领域耕耘。 尽管如此，过去二十年来，他一直独自致力于改变淘汰赛阶段平局时的破局方式。更具体地说，他希望彻底取消加时赛和点球大战。 法雷尔认为，现行的以加时赛和点球决胜杯赛平局的规则存在诸多缺陷：其一，加时赛枯燥乏味，且给球员带来巨大体能负担；其二，点球与比赛本身风格迥异；其三，点球决胜本质上是个人成败的较量，将压力过度集中于单个球员身上，一旦罚失，当事人往往要承受巨大的心理重负，而在世界杯这样的舞台上，这种压力更是难以承受。 不过，法雷尔早已胸有成竹，为此默默耕耘数十年，甚至曾专程赴国际足联总部当面陈述自己的方案。 当然，仅凭一人之言就想取代沿用已久的点球大战机制，显然不现实。但殊不知，点球大战最初正是这样被引入的。 **点球大战如何走进足球？** 1968年墨西哥莱昂举行的奥运会四分之一决赛，以色列对阵保加利亚，这场比赛堪称最深远却鲜为人知的一役。 仔细想来，点球大战其实只是近代才出现的现象。点球——即比赛中禁区内犯规或手球后，于距门线12码处主罚的直接任意球——早在1891年便已出现，但点球大战则要晚得多。 直到1970年，所有淘汰赛平局仍按三种方式决出胜负：重赛、抽签或掷硬币。那之前，八届世界杯均未采用点球大战，世界各地的国内杯赛亦然。而1968年那场奥运四分之一决赛的余波，最终终结了这一传统。 以色列与保加利亚1比1战平，终场哨响时，双方球员茫然不知接下来该当何策。很快他们便得知：裁判搬上一块硕大的宽边帽，里面装着两张纸条，以色列队长莫德凯·施皮格勒抽中了“出局”二字。就这样，以色列的奥运足球梦戛然而止，保加利亚晋级，并最终摘得银牌。 这一结局令以色列足球记者约瑟夫·达甘深感不满，他随即联合足协官员迈克尔·阿尔莫格，向国际足联提交了一份关于引入点球大战的书面建议。1970年，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（IFAB）审议通过了这一提案。（据国际足联博物馆记载，苏联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用点球决胜平局，但达甘与阿尔莫格仍被公认为现代点球大战的发明者。） 同年，曼联与赫尔城上演了全球首场官方点球大战，曼联4比3胜出。老特拉福德传奇乔治·贝斯特成为历史上首位在正式点球大战中罚失的球员。 数十年后，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家中，法雷尔意识到那份建议书正是足球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岔口，一个错误的抉择。他第一次萌生行动念头，是在2008年5月，那天清晨，他守候在电视机前，观看莫斯科举行的欧冠决赛，对阵双方是曼联与切尔西。 “我还记得那天有多冷，”法雷尔对ESPN回忆道，“墨尔本的清晨寒气逼人。我们这儿看世界杯，通常都在冬天的深夜，时差使然，很多时候只能裹着被子喝茶。” 比赛常规时间1比1战平——C罗第26分钟头槌破门，兰帕德半场结束前扳平比分。随后，点球大战不可避免。 前九粒点球中，C罗意外地成为唯一罚失者。于是，当约翰·特里走上前操刀第五罚时，他本有机会为切尔西捧起队史首座欧冠奖杯。然而，雨势如注，他一脚滑倒，皮球偏出。特里的脸上写满失落，他独自低头坐在地上，泪水盈眶。又经过四轮点球，切尔西前锋尼古拉斯·阿内尔卡也罚失，曼联最终登顶欧洲之巅。 这一幕点燃了法雷尔的斗志。他素来厌恶点球大战，如今终于忍无可忍，决心有所作为。 “我当时只是个中立球迷，”法雷尔说，“我并不支持约翰·特里。说实话，看到他那样跪在地上哭泣的画面，实在令人心碎。作为一名长期关注足球的球迷，目睹太多比赛以这种方式收场——一场建立在失败之上的决胜——令人沮丧。” “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得更好。” **一种全新的激进方案** 在法雷尔看来，点球大战的设计恰恰放大了失败。点球命中率高，因此失误者便成了众矢之的。但如果足球反过来呢？他想到，若降低进球概率，那么成功得分的一方反而会承担更多责任。 此外，法雷尔还认为，点球与足球的本质相去甚远。在他眼中，点球既陌生又缺乏战术性。他从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（MLS）1996年至2000年间的一项创新中获得灵感：进攻球员从中圈发难，与门将一对一决胜。法雷尔进一步设想，若再加入一名防守球员，让进攻方必须突破防线后再攻门，效果或许更佳。 由此，他提出了“进攻者、防守者、守门员”（简称ADG）的构想。 简而言之，就是：一名进攻球员距球门32码，至少有10码外一名防守球员严防死守，还需面对一名门将，整个过程限时15秒。若进攻球员遭犯规，则判罚点球；否则，要么破门，要么无果而终。 双方轮流攻防，每队首发五名进攻球员在终场哨响后确定，而防守球员只能在进攻球员走向罚球点时出场。法雷尔认为，这增加了战术博弈的维度：球队是否会派出最佳防守者，专门盯防对方最犀利的突破手？抑或另有更优的对位？ 法雷尔详细阐述了这一方案为何可行。首先，它将取代加时赛。多年来，他一直主张用它替代点球，而加时赛素以沉闷、保守著称，少有精彩场面。“取消加时赛轻而易举，”法雷尔说。 然而，借助ADG，他认为既能有效减轻球员负担，还能为电视转播提供便利——中场休息10分钟，随后进行通常持续9分钟的ADG对决，让 broadcasters 能准确把握节目时长。 他还强调公平竞赛原则：若一方染红，另一方在加时赛进入突然死亡阶段时，将有机会与对方门将一对一决胜。 此外，这一方案还有助于减少个体失败带来的连锁反应：少了罚失后的巨大压力，球员是否就能免受更多伤害？（例如，2020年欧洲杯决赛点球大战后，英格兰三名黑人球星马库斯·拉什福德、布卡约·萨卡和贾登·桑乔便因罚失而遭遇种族歧视。） 现代点球大战的命中率约为70%，而在法雷尔的体系中，这一数字降至30%左右。 “进球应当实至名归，球员不必强求得分，”法雷尔表示，“他们不会背负那种心理压力，非要进球不可。没进也没关系，那是比赛的一部分；进了，那就太棒了。” “像意大利传奇巴乔那样，在1994年世界杯决赛罚失点球后，多年仍深受其扰。类似的故事屡见不鲜，而这还只是公开承认的案例。我相信，还有许多球员即便多年之后，仍会在噩梦中惊醒、浑身冷汗，这绝非所愿。” **真的可行吗？** 尽管法雷尔付出了大量心血，这一方案目前仍停留在理论层面。即便屡遭质疑，他也从未放弃据理力争。“我会不断敲开国际足联和IFAB的大门，直到有一天他们愿意讨论，甚至测试我的方案，”法雷尔说，“我从不轻言放弃，相当执着。” 2010年，他曾专程前往苏黎世，与国际足联面对面交流。 “当时我住在印度，”他说，“心想如果他们感兴趣，我就过去一趟。自费飞到那儿，跟他们说：‘我在瑞士，要不要见个面？’此前我已经把方案寄给他们，申请过会面。” “那次算是吃了闭门羹，”法雷尔坦言，“不过公平地说，他们的态度还算客气，概念确实相似，可毕竟我钻研已久，方案还是不够成熟。” 如今，随着技术进步，当初的一些设想已得到简化。法雷尔刻意避免在球场上新增任何标记：“球场神圣不可侵犯，哪怕只是个点球点大小的记号，也不能随便添上去。”这意味着他最初的构想——进攻球员从中圈发难、延长时限、降低进球概率——不得不调整。不过，如今裁判普遍使用可消失喷雾，只需在距球门32码处轻轻一划，即可标示出法雷尔心目中最佳的起点位置。 国际足联对他的提案进行了初步审阅，但并未深入探讨。 “当时那里有点像空城，”法雷尔回忆道，“估计刚结束南非世界杯，很多人都在休假。我走进偌大的大厅，一个人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我见到了当时的裁判主管，此前还与其他同事有过沟通，包括秘书长——那时塞普·布拉特还在任。我记得他对裁判主管说：‘这人要来城里，有个想法，你跟他聊聊吧。’那位裁判主管——我绝无贬低之意——压根不想接待，这也无可厚非。” “我想，当时他们之所以认真对待我的提议，主要是因为布拉特一向认为点球是足球的一大顽疾。尽管他后来因腐败被终身禁足，种种劣迹斑斑，但他确实意识到了这一点。” 走出国际足联大楼时，法雷尔感到一丝欣慰：“能跟人聊上几句，我很高兴。当时还没意识到方案还很稚嫩，现在大家也许会觉得它仍有粗糙之处，但我并不这么看。” 自2010年的那次会面以来，法雷尔断断续续地完善着这份提案。每当世界杯临近，他总会重新翻出来审视一番，仿佛提醒自己不要遗忘。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前夕，他甚至借助人工智能软件进行了模拟测试，全面检验了自己的构想。 然而，截至目前，这一方案仍未在实战中得到验证。他曾联系过几家澳超球队，希望借力试行，但均未予回应。他也曾与IFAB内部一位欣赏该方案的人士沟通，但至今尚未在任何正式场合提上议事日程。尽管如此，法雷尔仍将继续奔走呼吁。 “目前决定平局的三种方式——客场进球、加时赛和点球——各有弊端，”他说，“客场进球已经退出历史舞台，加时赛恐怕也即将淡出，到那时，我们就只剩下点球了。”